關於溪洲／永和研究的一些打轉

要說一個高度都市化區域的故事，最直接的當然是回溯歷史，找出最早的聚落，但這樣的聚落和之後都市化的關係，未必是具有擴張的因果關係。（i.e.傳統聚落的擴張並不是都市化發展的機制）要更明確地拋出這個疑問，或許要問的是，既有聚落的紋理慣性，在多強的程度上可以與空間秩序的其他多重的作用力抗衡，而留有可辨的痕跡？這種痕跡可能是一條老街、一個商業中心，可能是多種紋理的交疊對抗（例如市區改正後留下的傳統街道痕跡），當然也可能只留下地形水文的線索。

但回溯歷史對於解決都市化區域何以長成現在的樣貌，究竟是不是有意義的，或是反而會建立起錯誤的起源論述？在鋪天蓋地畫下的都市計畫線條下找尋傳統聚落，有除去懷舊之外，解決或提出空間問題的可能嗎？以永和溪洲來說，具體可辨的痕跡就只剩下宮廟，坐落遠離主要幹道，則顯示了都市計畫完全沒有順應宮廟與聚落。（相比之下，龍山寺的對面被計劃為公園、桃園景福宮則是道路從它兩側繞開）聚落、渡口、道路動線的痕跡則無一留下。更應該問的問題或許不是「龜崙蘭溪洲這個村落如何發展成現在的永和頂溪？」而是「龜崙蘭溪洲如何、為何消失在永和都市計畫下？」

公路交通的發展，乍看可以解釋一個「溪洲」的沒落，是因為既有渡口的優勢被取代、公路創造了新的發展區位。但稍微看過日治時期的發展就可以知道並非如此。川端橋在1937年通車，然而主要目的並非連結溪洲與台北市，當時的溪洲只是中和庄下的一個小村落，中和庄的核心地帶是漳和、枋寮，也因此，橋梁的架設沒有對溪洲帶來明顯的聚落移轉。川端/中正橋在都市發展上的重要性，或許更該解釋為都市計畫的結果，一個汽車導向（花園城市彎曲的道路讓你放慢車速）、通勤導向的都市就此包圍取代了渡船的農村。

上述的推斷，仍欠缺一個關鍵的資料：渡船完全消失的時間。這取決於公路的侵蝕和河岸被水泥化造成渡口在都市空間上的邊緣化。而對大陳新村的探究，是有利於我們思考上述推斷的研究方向：它是都市計畫的早期殘跡，具有明確的計畫性，且是均質性、流動性較低的區域，同時最直接的，它的位置非常接近台灣堡圖上溪洲渡口的位置。